蛮族勇士 | 【老蛮讲历史】造反者们(1-5全文)

1-5章,分章阅读:

蛮族勇士:【老蛮讲历史】造反者们5——洪门群英

蛮族勇士: 【造反者们4】太平天国,以魔治国

蛮族勇士:【老蛮讲历史】造反者们3——白莲教徒,死生何苦

蛮族勇士:【老蛮讲历史】“造反者们2”——嗜血的道士

蛮族勇士:【老蛮讲历史】“造反者们1”之:绿林不英豪

一、绿林不英豪

西汉,是我大中国第一个正正式式的大一统王朝。秦朝的统一历史太过短暂,只有十几年就天下大乱,还没建立起正式的统治秩序。西汉的国祚长达两百余年,在这期间,逐步建立起了中华帝国的政治游戏规则,并延续至今。唯有理解了这些规则,我们才能理解此后的朝代更替的规律。

西汉的开国功臣群体,本质上可以算是一帮草根。刘邦和他的英杰老乡们,出身背景很是可疑,极可能是退隐田园的前楚国中下级军官团体。但无论如何,这是一帮平头百姓,与豪门贵族这个词,扯不上任何关系。西汉建国之后,历任大汉皇帝逐步削减开国功臣的权利,异姓王和诸侯王被全部消灭,而付出的代价是:功臣和王族的后人,可以尽享富贵。

汉武帝时期,大汉王朝开始收拢经济权力,盐铁等重要的战略性商品,或由国家专营,或由国家指定经营。这恰恰给了权贵后人以牟利空间。所谓的国家专营或指定,总归是要由具体的商家来承办的,这其中就是垄断性的收益。老蛮我的粉丝个个冰雪聪明,当然也很容易就能理解这其中的猫腻。权贵家族与垄断性的商业利益结合,终于在汉武帝之后,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豪门

我们必须知道,汉武帝之后的豪门景象,乃是在我中国帝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西汉皇族对此没有任何准备,也缺乏政治上的打压手段。豪门直接掌控田土、产业和人口,并由此篡夺了必须由国家政权掌控的基层社会动员能力,而西汉后期的皇族对此毫无办法,唯一的应对方式,竟然只是与豪门联姻。联姻之后,手里啥都没有的皇族在后族面前根本抬不起头来,于是整个西汉后期,皇权被后族把控,后族干政,甚至到了可以随意废立皇帝的程度。

西汉末年,山东、四川和湖北地区陆续发生了几起水旱灾害,规模不算大,根本算不上全国性的天灾。然而帝国的权力已经被豪门瓜分干净,汉成帝竟然丧失了赈灾的能力。对中华帝国来说,赈灾乃是政权合法性的最高来源,水患旱灾,政府必须移有余而补不足,从丰收地区的粮仓调集粮食,运送到灾区赈济灾民。一旦有灾不赈,中华王朝就会走向覆亡。这条铁律从西汉王朝开始,在此后的两千年里反复应验。

公元前18年,四川灾区平民郑躬在绝望之下,团结60余名即将饿死的乡民发动起义,自称“山君”(这就是此后的农民起义被称为“占山为王”的原因),周边平民纷纷响应,义军人数很快就超过万人,占领了四座县城。可惜郑躬缺乏军事修养和政治追求,占领几个小县城之后就丧失了进取心,义军首领们满足于私分县城里小地主的财产,根本没有啥成熟的政治主张。

于是一年之后,郑躬起义就被扑灭。汉成帝在事后颁发诏书,讲述了自己的无奈 :“数敕有司:务行宽大,而禁苛暴,讫今不改。一人有辜,举宗拘系,农民失业,怨恨者众,伤害和气。水旱为灾,关东流冗者众,青、幽、冀部尤剧,朕甚痛焉。未闻在位有恻然者,孰当助朕忧之!已遣使者循行郡国。被灾害什四以上,民赀不满三万,勿出租赋。逋贷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关,辄籍内。所之郡国,谨遇以理,务有以全活之。思称朕意 。”这段诏书的意思是:中国很多地方都有水旱灾害,但是地方官员置之不理,而皇帝也没有啥好办法,只能哀求地方官员能减税就多少减一点,看到流民也不要赶走,尽量就地安置。

就当时皇族这种衰弱的气象,根本就不可能长期存在。于是到了公元8年,豪门外戚王莽,在摄政八年之后一举废掉了刘氏皇帝,建立了“新朝”。身为豪门代表的王莽其实也深知国家权力被豪门把持的弊端,但是他本身也没有啥好办法,想着以重建“井田制”的名头重新分配土地,强大王权并削弱豪门,在地方上重建朝廷的治理,结果在豪门内部遭遇巨大的阻力,针对王莽的各种暗地里的刺杀和正面的贵族反叛此起彼伏。王莽焦头烂额,朝令夕改,左右为难。在此期间,中华大地当然时不时也会发作一些水旱灾害,与末代汉皇一样,内外交迫的王莽同样无法赈灾,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走投无路的老百姓纷纷揭竿而起。

公元19年,湖北荆门灾区农民在平民王氏兄弟带领下揭竿起义,聚集在绿林山一带,被称为绿林军。绿林这个称呼就此正式出现。他们击败了当地驻军,很快就壮大起来。然而一开始的绿林好汉也没有任何成熟的政治主张可言,跟早年的郑躬一样,缩在绿林山一带瓜分当地富豪的田产,非常满足。

然而历史给中华帝国开了一个绝大的玩笑。公元22年,绿林山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疫病,义军病的病死的死,眼看着绿林山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了,最后迫于无奈之下,义军分成南北两路,走出绿林山,势力很快扩张到湖北全境,并向河南南部地区延伸,正式开始了争霸天下的征程。绿林军在向河南南部扩张的过程中,得到了河南南部豪门家族的支持,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刘縯刘秀兄弟。

在另一边,山东日照地区的灾民,于公元18年在樊崇的带领下发起叛乱,是为赤眉军。有趣的地方在于,山东乃是儒家起源之地,又是豪强地主的聚集之地。几乎在一开始,山东豪门对王莽新政深恶痛绝的当地豪门就主动选择了支持樊崇,对抗王莽,于是赤眉军的势力迅速壮大起来,整合了山东境内的其它小股反抗势力,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组织最严密、装备最齐整的义军。。

面对绿林和赤眉这两支义军,王莽当然会将视线首先投向得到豪门支持的赤眉,新朝的中央主力部队被派到山东,对赤眉军进行围剿。公元21年和22年,王莽的中央军与赤眉军进行了连续两次十万人级别的大会战,均以惨败告终。得到当地豪门支持的赤眉军,掌握了天时地利人和,当然要比人心背弃的王莽中央军强。

而在绿林军这边,自从走出绿林山之后就顺风顺水,没打过什么硬仗。内心膨胀起来的义军将领们开始谋划“称帝”。公元23年初,绿林军中的平民将领抢先拥立破落贵族刘玄为更始皇帝,注意,刘玄的皇帝身份不但没有得到山东赤眉军的认同,甚至连绿林军内部,河南的豪门势力更是直接痛斥其为伪帝,刘縯刘秀兄弟对这位突然冒出来的破落皇帝根本就不屑一顾。

称帝行为在当时无疑是最为敏感的叛逆之举,王莽大怒,将注意力从赤眉军那边转了过来,派举国之兵进剿绿林。有意思的是,王莽的远征军原本根本不具有情报上的优势,但他们竟然能率数十万大军实现在河南南部的秘密行军,并在昆阳(今河南平顶山地区)将绿林军的平民将领重重包围,准备一网打尽。之所以出现这种神奇的现象,当然是由于河南豪门势力已经放弃了绿林军,掩盖了军事情报,狠狠的坑了他们一把。然而在这个时候,刘秀挺身而出,极力说服了其兄长刘縯以及其它豪门将领放下争议,先抗王莽。之后刘秀带领豪门精兵倾巢而出,在昆阳会战中指挥相对弱势的兵力击败了王莽的举国之兵。在这场战役中,刘秀展现出了杰出的政治资源整合能力以及强大的军事才华,这也是刘秀的成名之战。

然而昆阳之战相当于直接暴露了绿林军中的平民将领与豪门将领之间的矛盾。绿林军平民将领无法忍受河南豪门势力的扩张,仅仅在一个月之后,他们随便找了个借口就发起内讧,诛杀了刘縯及其部将刘稷,吞并了豪门势力麾下的精兵。或许考虑到刘秀乃是昆阳之战的第一功臣,在这场内讧中绿林平民将领们没有杀掉刘秀,只是强迫刘秀继续效忠。刘秀忍辱负重,答应效忠,甚至自解兵权,然后回家迎娶了河南南阳最大的豪门势力阴氏家族之女阴丽华。阴氏富甲天下,但是手里没兵,这当然还不足以让刘秀复仇。于是刘秀继续隐忍。

绿林军平民将领吞并了豪门势力的精兵之后,势力大增,于是全军出征,直击长安。公元23年10月,绿林军攻破长安,王莽被杀。然而绿林军及其拥立的更始皇帝刘玄根本得不到豪门势力的认同,在豪门眼中,所谓的绿林英豪,就是一帮乌合之众,哪里懂什么治国。于是绿林军开始扫荡全国的豪门势力,试图建立起真正的统治。绿林军与山东赤眉军自此开始了正面对抗。得不到豪门支持的绿林军其实又缺钱又缺粮,当然也缺乏长期作战的能力,在各地的扫荡作战中毫无战绩,在与赤眉军的作战中更是节节败退。

就在刚刚攻下长安之后,绿林军便派刘秀去河北扫荡作战,但不给予其任何军事支持,这其实就是要将绿林军中最后的豪门代表刘秀派出去送死。刘秀当然不甘心送死,于是他施展自己整合政治资源的手段,娶了河北最大的豪门刘杨家族的外甥女郭圣通,得了刘家的十万精兵。刘秀自此有钱有兵,就此独成一军。他轻易击败了前来扫荡的绿林军,并将河北境内的其它军事势力清扫一空。公元25年6月,刘秀称帝。随后,刘秀与赤眉军组成联军,直逼驻守长安的绿林军。这其实就是一支豪门势力的联军,由平民组成的绿林军根本无从抵抗,所有的防御都形同虚设。只不过到了当年10月,绿林军就被连根拔起,全军覆没。

后面的故事就很简单了。干掉绿林军之后,刘秀与赤眉军当即反目,两边又打了一仗,集河南河北两省豪门之力的刘秀,与仅仅只代表了山东豪门势力的赤眉军作战,当然占据优势。于是刘秀最终获胜。此后刘秀扫荡全国,到公元36年,终于平定天下,正式建立起了豪门势力治下的中华帝国:东汉。

在这场乱世争霸中,得豪门者得天下的规律得以确立。豪门,将会逐渐发展成我大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毒瘤。它将会逐渐恶化,并成长为“士族”这样的怪胎。而我中华大地,将会因此迎来第一个两脚羊时代

二、嗜血的道士

东汉时期,豪门政治逐步发展到了极致。东汉皇族在开国之初乃是最大的豪门,控制河南河北两省的全部经济和军事资源,足以压制其它地区的豪门,并确保中央政府能够从各地豪门手里收取到赋税。然而到了东汉末年,皇族在与北方各游牧民族的长期战争中耗尽了精血,尤其是公元177年,汉灵帝派兵与屡次犯边的鲜卑一场大战,结果东汉军队惨败,全军覆没,自此东汉皇族无力再压制各地豪门。中央政府势弱的结果,就是中央没有能力集中资源,一旦这个庞大的帝国发生各种水旱灾害,孱弱的帝国中枢也无从再从富裕地区收集物资进行赈灾。正如我们在前一篇反复讲述过的:赈灾,乃是中华帝国最大合法性来源。一旦有灾不赈,那帝国就会灭亡

对中国这样庞大的帝国来说,灾患总是会在这里或哪里发生。中央既然无从控制地方豪门,无力赈灾,那么,不甘心饿死自己的民众总归要自行寻找生路。在这样的背景下,民间的自救组织——太平道就此崛起

早期的太平道更加类似于道这种中华原始宗教崇拜,民间的巫医画画符咒,给病人喂点符水,算是心理安慰层面的治疗。偶尔有几个病人依靠自身的抵抗力实现了自愈,就被视为神迹。到东汉后期,中央政权剧烈衰弱,地方上的豪门一心收刮财富,对于基层治理当然也是毫无兴趣。社会底层自此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于是太平道逐渐壮大起来,填补了权力的空缺。原始的巫道掌控了权力,当然必须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宗教经义《太平经》诞生了。

《太平经》乃是一本集玄幻的巫术与现实政治理念于一体的奇书,文风半文不白,很容易阅读。现在太平经存世的版本已经不算齐全,就现存的版本来看,全文大致有一半的篇幅是关于修仙炼神和画符念咒,这些神神道道我曾经抱着极大的热情通读过几次,后来实在是记不住那些复杂的符文,只能作罢。后期道教那些“抱元守一”、“炼气化神”之类的修炼体系,都是从本书而来。另一半的篇幅则画风一转,调头讲述现实世界的治世之道,即“阴阳和谐”的治道。政治权力必须相互制衡,阴阳相克。一旦某种权力失去制衡,也就是阴阳失调,就会天下大乱。这事实上讲述的就是东汉末年地方豪门势力太大,皇族无从制衡的社会现状。老实说,以阴阳相克的理论来讲述权力制衡,这其实已经是非常先进的政治理念了,即便在今时今日,也算不上过时。

在完善教义的同时,太平道开始完善自身的组织架构,它将天下教徒分为36方,各立“渠帅”统领,由此实现了内部的组织化。太平道组织,既具备了领先于时代的政治理念,又具备了完整的社会组织体系,那么,它就已经具备了造反的能力。根据太平道教义,既然人世间阴阳不调,那么作为太平道教徒,就有义务帮助这个世界调和阴阳,也就是必须造反,打击豪门势力,乃至在肉体上消灭豪门。这种暴力抗争乃是符合天道的正义行为,算得上一场“卫道之战”。这就是“替天行道”这句造反口号的由来。

公元184年2月,太平道领袖张角兄弟在河北发起起义,按照玄幻的巫术理论,当时的东汉政权尚黑色,而黄色刚好克制它(老实说我个人从没想明白过为啥连颜色都能相互克制的道理),所以太平道教徒在头顶上绑上黄巾,是为“黄巾军”。张角在河北起事之后,河南、山东和湖北各地的太平教徒纷纷响应,一夜之间,东汉大地,处处烽烟。根据教义,黄巾军的战斗宗旨就是调和阴阳消灭豪强,也就是赤裸裸的对富豪和地主的肉体杀戮。这种血淋淋的战斗宗旨,从一开始就不是奔着建立政权去的。建立政权是一门妥协的艺术,讲究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太平道起义军冲着所有豪门势力举起屠刀,展现毫不掩饰的暴力,这实在是太恐怖了,把全国的豪门都吓得魂不附体。于是东汉所有豪门迅速达成共识,出钱出人,配合皇族对太平道的杀人狂军队进行围剿。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根本没有让步的余地。太平道如不根除,中华帝国的所有豪门势力,自此之后寝食难安。

东汉中央军对太平道的剿灭战,在一开始并不顺利。由张角直接指挥的太平道主力军的表现并不像传统的一团散沙似的农民军那样缺乏军事经验,恰恰相反,这支嗜血的道教徒军队军纪严明,指挥得当。张角有效控制了大半个河北,这可是东汉皇族的传统直属势力范围,但东汉中央军居然就是打不进去。出现这种局面,当然是由于有思想有组织的太平道早已网罗了各路擅长军事指挥和动员的人才。可惜的是,张角在公元184年8月间,也就是起义半年之后就突然暴毙,史书语焉不详的记载是病死,真实的死因当然扑朔迷离,今时今日我们也无法再得知真相。张角死后,起义军走向分裂,并被东汉中央军以惨烈的代价各个击破。这里顺带说一下,其中一路义军被曹操收编,成为曹操在日后逐鹿中原的最大本钱。

到公元184年年底,太平道起义表面上被平定了。但是太平道的教义还在,36方的组织架构也还在,这就意味着太平道随时可以东山再起。而东汉朝廷经此一役,元气大伤,面对太平道的余烬,想要彻底扑灭,但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只能公开允许各地豪强组建军队,以安定地方。东汉自此走向了豪强割据,并最终亡于豪强之手。

在道教这边,太平道起义算是道教第一次大规模的造反,造反宗旨非常的简单粗暴:就是杀人,疯狂的杀戮他们眼中所见的一切富豪。这种造反宗旨简直没法形容了。在太平道起义发动起义的同时,嗜血的道教徒事实上发动起了另一场起义:五斗米教起义。五斗米教跟太平道算是兄弟教派,两者共读同一本《太平经》,在天地阴阳失衡之际,同样主张入世杀人。太平道的根基在河北,而五斗米教的则主要在四川陕西一带传播。唯一的区别在于太平道的组织系统为36方,由渠帅为主官,而五斗米教则是24所,以祭酒为首领。太平道起义被平复之际,五斗米教在四川大地发起的起义则继续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并很快蔓延到陕西南部的汉中地区。东汉王朝根本无力派军千里围剿,只能采取怀柔手段进行招抚。五斗米教徒将四川和汉中地区的豪门地主屠杀一空,在杀无可杀之后发生内讧,最开始的领袖张修被杀,由张鲁取而代之。

张鲁在东汉末年的三国争霸战中牢牢的占据了汉中地区,并建立起了一个奇特的政教合一的政权。他以24所祭酒为基层组织单位,以五斗米教教义为律法治理汉中地区。由于所有的富人都被屠杀一空,区域经济运行竟然类似共产主义式的乌托邦,民众被禁止拥有私财,一切产出要归公,并由祭酒大人统一分配。民众的生老病死,也都由祭酒大人一手包办。这是一个表面上看来绝对公平,但民众毫无任何个人自由的奇特社会试验,持续时间长近30年。公元215年,张鲁投降曹操,很快就莫名的死去。汉中地区已经被彻底洗脑的民众被曹操强令全体迁居到中原的长安和洛阳一带,但这种迁居并没有导致五斗米教的消失,恰恰相反,拥有完善的思想体系和组织体系的五斗米教改了个“天师道”的马甲号,在中原地区迅速传播起来,并迅速发展成全国第一大宗教流派。

公元301年,时值西晋末年,天师道教徒李特父子在原五斗米教的大本营四川成都地区发起起义,并最终占据成都。西晋王朝对此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李氏父子在成都建国,史称“成汉”,立国时间长达47年。一直到东晋立国之后,趁着立国初期的进取之意,才将成汉国覆灭。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成汉国与之前张鲁建立的汉中政权一样,同样是政教合一型的乌托邦型的国家,四川地区的富豪再次因此被屠杀一空,而剩余的贫民则快乐的过起了普遍贫穷的公平日子。这算是道教的第二次建国。这还没完。公元399年,东晋王朝末期,天师道领袖孙恩家族发起叛乱,转战浙江广东等地,所到之处,豪门地主无一身免,统统被杀。一直到公元411年,这场起义才被扑灭。

天师道的连续叛乱,自此终于引起了整个上层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阴阳失衡则入世杀人,这种极端暴力的学说,又偏偏完全能够自圆其说,实在是古代中国引领造反的最高奥义。东晋之后的南北朝时期,各路政权不约而同,均开始全面禁止天师道的“祭酒”体制,取而代之的是受官方认可的“道官”制度。道教领袖聚集教徒进行宗教仪式的权力被禁止,教民要在教内任职,也必须得到官府的任命。更重要的是,南朝名士陆修静全面重修了道教经义,将儒家的“礼制”以及老庄的“消极无为”学说融入了道教经义之中,称之为道教正统。这次对道教经义的重修,终于算是彻底改变了道教,抚平了道教骨子里的血腥气。

要知道儒家礼制的本质,就是等级。每个社会等级都有各自对应的礼制。道教学会了儒家的礼制这一套,并用到道家的各种祭祀仪式之中,教徒之间人为的设定了等级,这就丧失了此前教徒之间绝对平等的乌托邦色彩,不再具有组织性上的优势。而老庄学说,消极无为,面对人世间的不平等,不是奋起杀人,只是消极避世,一心逃避。道教也因此丧失了思想上的尖锐性。自此之后,道教逐渐消失在正史之中。每朝每代的帝王都还记得道教嗜血的历史,因此都会封一次张天师,但自南北朝之后,道教毕竟逐渐忘记了自己曾经的热血。到今时今日,道教在国人心中,唯一剩下的,只不过是巫道的那点修仙和符咒的内容了,似乎道教的核心教义,就是驱邪和抓鬼了。这真是一件悲哀的事。

然而,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道教的嗜血性虽然被平复了下来,但却有另外一派宗教,接过了这支嗜血的旗帜。明教,在南北朝之后,在中原大地之上,日渐兴盛起来,并将成为最为强悍的造反主力。

三、白莲教徒,生死何苦

一、 【老蛮讲历史】造反者们——白莲教徒,死生何苦(上)

西汉末年的绿林起义,还算是真正的民间起义。草根义士振臂一呼,召集乡民对抗朝廷。到了东汉末年,造反者的主力已经是宗教组织,奉行“天地失衡则入世杀人”的道士们提着嗜血的长剑斩杀权贵,是为除魔卫道。南北朝时期道教被阉割,转身变成了看风水抓鬼的江湖术士,不再守卫天地大义。但是道教留下的大义守护者的空缺位置,总归要有人来坐,而这个重任,最终落到了,也就是白莲教的前身身上。

明教起源于波斯拜火教,其经义为二元对立论:世间之事,总归是善恶对立,光明与黑暗长期抗争,教徒应当心存光明,抵御邪恶。这种思想,其实相当接近道教天地阴阳平衡的教义。公元216年出生的波斯圣者摩尼在拜火教教义中吸纳了佛教的神佛体系以及极乐世界理念,将之改造为更加纯粹的造反者之教:在对抗黑暗的战斗中死去的教徒,如有大功则可成佛称祖,即便普通战士也可以进入极乐世界享无尽之福。明教教义至此完全成型,它充满着入世精神以及对最底层民众的人文关怀,并且又具备佛教的精神麻醉能力,令教徒悍不畏死。

在视底层民众为刍狗的古代社会,明教的出现,无疑是石破天惊。圣者摩尼因此被波斯王朝的统治者视为眼中钉,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明教教义已经完全成熟,相对于其它宗教而言,它可以算是底层百姓的终极信仰,比其它所有的信仰都要强大。中亚地区和欧洲古罗马地区有着宗教信仰传统,对明教的出现极为警惕。天方教和基督教都排斥其它信仰,这就不用说了,甚至连波斯帝国的拜火教本身都容不下明教,最终明教教徒被全部肉体消灭。明教无处可去,只能转身向东传播,在宗教问题上处于不设防状态的中国,成为了明教的沃土。

公元6世纪左右(南北朝时期)明教传入中国,此时道教刚刚被阉割成为了装神弄鬼的养生驱邪之教,而明教适逢其会,刚好填补了道教留下的空白,一步步发展成为底层民众的首选信仰。明教第一次发起叛乱,是公元920年,五代后梁末年,明教领袖母乙在河南南部发起叛乱,起义范围覆盖整个河南南部和安徽北部。但这时的明教依然在政治上处于相当幼稚的阶段,母乙的义军没有成熟的政治诉求,甚至连稳固的内部组织都没有。母乙匆匆忙忙的称了个帝,转头就被消灭了,在历史上的长河中连个浪花都没能翻起来。但是这次起义给了明教以教训,他们开始成熟起来,并启动了内部的组织化进程,也就是大小“明使”制度。后来明使的称谓被金庸用于《倚天屠龙记》,“光明左右使”的名号真是显得特别酷。

五代之后的北宋时期,虽然朝廷屡次三番的明令禁止明教传播,但教义显著超越了同时代其它任何宗教的明教,在信仰领域根本就没有对手。明教假托佛教在底层传播,并迅速与底层的封建帮会组织合流,发展为民间第一大宗教。尤其是在东南地区,明教与贩卖私盐的盐帮合流,帮会的组织力量+宗教的精神力量,终于在北宋末年,催生出一场波澜壮阔的方腊起义

对于方腊起义的背景,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北宋时期在内部最核心的矛盾,就是皇权与内部士大夫阶层之间的矛盾。出身儒教的士大夫阶层控制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资源,而平民阶层贫困潦倒,军队则孱弱不堪。北宋末年,王安石试图强化皇权的变法失败,士大夫阶层变本加厉的吞噬社会财富,终于再次导致“有灾不赈”的恶性局面出现,不仅如此,灾区所有赋税还要加倍征收,民与官之间彻底决裂。如此局面,当然就要发动明教教义之中教徒挺身而出以抗黑暗的光明之战了。公元1120年10月,平民出身的明教圣公方腊在安徽黄山地区发动起义,以信仰明教的盐帮教众为起义主体,到12月底,起义军就攻入东南中心杭州,整个江浙、江西和福建地区的教徒闻风而动,纷纷对当地的地方官僚家族展开屠杀。一时之间,整个东南地区官不聊生,士大夫阶层几乎在肉体上被屠杀一空。这种针对权贵家族的血腥屠杀,与当年的道教起义模式一模一样,“以光明之名杀人”,自此成为明教的典型特征。

方腊起义引发了北宋统治阶层的巨大恐惧。公元1121年1月份,北宋朝廷将原本集结用于北伐辽国的大军南调,由著名的太监将领童贯率领,去剿灭方腊义军。而此时方腊义军依然深陷于宗教式的仇恨之中,致力于搜捕并屠杀士大夫阶层,当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统治秩序,甚至连正常的补给募集能力都没有建立起来。面对童贯的大军,方腊义军连续败退,于2月份退出杭州。一个月之后再次集结起来的义军尝试反攻杭州,然而方腊既然无法建立起真正的统治秩序,当然也无法与北宋朝廷进行真正的国战,这场反击很快就失败,到4月份,方腊本人被俘,其它各路义军一直坚持第二年年初,才被陆续平复。当然,这场起义之后,整个东南元气大伤,士大夫阶层几乎被屠戮一空,整个家族不分男女老少,全部以各种残忍手段虐杀。北宋最大的赋税之地自此被伤了根本,无法再向北宋朝廷提供经济支持,这也算是北宋到1127年,也就是方腊起义六年之后就亡国的原因之一了。

方腊起义是明教第一次大规模起义,事后北宋朝廷对起义者的搜捕也不算彻底,大量的明教教徒在起义过程中受到了系统的军政方面的组织化锻炼,积累的丰富的经验。这种经验将会在明教之内日积月累,一代代的传承下去。

公元1130年,明教教徒钟相杨幺再次在湖南北部地区发动起义。这时候是南宋初年,湖南北部地区事实上是南宋政权势力未能有效到达的边缘地区,流寇纵横,民众生活困苦。从这个角度上看,钟相杨幺举事,甚至都不能说是起义,而应该定义为“地方割据”。这里顺带说一下,赵构之所以能够在杭州以南逃的士大夫阶层为核心建立起南宋政权,是因为杭州地区原本的权贵阶层已经被方腊杀了个干净,南逃的士大夫刚好可以占据这一片空白的膏腴之地。言归正传,钟相杨幺吸取了方腊的教训,第一时间就建立起了稳定的政权,并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等贵贱均贫富”。钟相在举事当年就在与流寇的战斗中兵败身亡,杨幺继续举起大旗,豁免占领区的钱粮赋税,平息境内流寇以恢复生产秩序,因此民心拥戴,其势力范围扩张到整个洞庭湖区。

公元1135年2月,南宋朝廷以岳飞为主将征讨杨幺。岳飞步步为营,执行严格的清洗战略。官兵每推进一步,就烧光农田,迁走居民,以掘断杨幺政权的统治根基。面对这种残酷的步步清洗,杨幺无可奈何,到6月份就兵败身亡。但明教在洞庭湖地区的统治长达五年,明教信仰得到了深入传播。岳飞此后驻守洞庭湖,以明教教徒为主体训练军队,建立起名震天下的岳家背嵬军。边患不止的南宋朝廷也不再禁止明教信仰。即便在岳飞被冤杀之死,信仰明教的岳家军也没有被解散,依然镇守于两湖地区,其后人依然长期担任南宋高级将领,在抵抗胡族第一线的襄阳地区,为南宋朝廷浴血奋战。在这场长达七十余年的国战中,明教的血脉之中,逐渐融入了“维护中华正统而杀人”的基因。自此之后,无论是抗击蒙元,还是反抗满清,明教教徒始终站在战斗的第一线。

此外,这里不得不说的是,南宋时期,明教重要的改革者茅子元借鉴佛教的修行仪式,建立起明教的整套祭祀仪式,教徒定期聚会交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稳固的宗门和传承制度,这意味着明教在先进的教义、高层的组织化建设之后,完成了最底层的组织化建设。自此之后,明教摇身一变,被称为白莲教白莲教徒,自此之后,将成为所有异族统治者的噩梦!

二、 【老蛮讲历史】造反者们——白莲教徒,死生何苦(下)

公元1279年南宋亡国,蒙元入主中原。信仰长生天的蒙元朝廷一开始摸不清白莲教的虚实,竟然允许其公开传播。这个时候的白莲教已经在思想和组织上达到了完全成熟的状态,在贯穿整个南宋朝的国战中,转为军户的教徒们又得到了充分的实战锻炼,其内部由茅子元制定的师徒传承制又足以确保这些珍贵的组织和军事知识能够代代传习。如此叠加的结果,白莲教在几十年间,就覆盖了整个中原大地。

蒙元对中原的治理模式非常粗放。一般的中华王朝,治权大都可以下沉到县域,然而蒙元的权力触角只能下沉到州一级(相当于现代的地级市),县域以下就无法实现有效管控。地方上的管控处于空白状态的结果,一方面引发了元代空前繁荣的文化大爆炸,我大中国现代的各种曲艺形式都发源于元代。另一方面,就是白莲教趁势而起,填补了地方权力的空白,真正掌控了底层民众的组织权。白莲教对底层的渗透,在今时今日看来实在是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民众的生死嫁娶,交粮纳税,都可由白莲教宗门一言而决。

到了这样的程度,白莲教与蒙元朝廷的冲突当然不可避免,于是白莲教不断发起武装起义。公元1280年,也就是蒙元刚刚逼得崖山十万宋军投海的第二年,江西的白莲教宗门领袖杜万一就揭竿而起,这场起义的过程仓促,影响也很小,但这算是白莲教第一次发动抗元起义。到公元1289年,浙江杨镇龙起事,就已经是经典的白莲教起义模式了。杨镇龙原为南宋中级军官,南宋覆亡后,杨镇龙回到其家乡浙江宁波地区,建立起完善的白莲教宗门组织,并对教徒进行军事训练。公元1288年,江西和福建地区的畲族移民发动叛乱,蒙元朝廷焦头烂额,一年之后都无法平息。杨镇龙趁势起事,以经过初步军事训练的白莲教徒为核心,迅速组建起十万大军,占领了整个浙东地区,建立起“大兴政权”。蒙元朝廷一开始以疏于训练的地方驻军应战,被打得全军覆没。于是蒙元开始抽调中央军参战,杨氏义军依然可以跟中央军打得有来有往,不见败势。这种强大的军事能力,当然是由于白莲教的核心组织成员具备真正的军事素养。最后蒙元迫于无奈,被迫在全国范围内调集精兵,以打“国战”的姿态来迎战杨镇龙义军。面对这种攻势,杨氏义军无法正面抵抗,于是转为游击作战策略,一直坚持到1297年,起义才被平息。

公元1308年,元武宗实在无法再忍受此起彼伏的白莲教起义,于是下令禁止白莲教传播。然而这个时候白莲教大势已成,蒙元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想要跟白莲教争夺基层政权的控制能力,根本就力不从心,于是十年之后,蒙元朝廷又向白莲教妥协,解除了禁令。此后蒙元朝廷就在禁教与开禁之间左右徘徊,犹豫不决。想要彻底铲除白莲教,在实践上就没有可能性。在此期间,白莲教起义根本就没停过,1325年,河南赵丑厮起义(这个名字还真是接地气);1337年,河南胡闰儿起义;1337年,江西彭莹玉起义。对这些此起彼伏的义军,蒙元朝廷也没啥好的应对办法。地方驻军在富有军事经验的白莲教将领面前就是一碟小菜,动不动就被打得全军覆没,要抽调中央军平乱,这么多年下来中央军的战力也在持续下降,最后大都是随便打一打,然后招安了事。

到了公元1351年,黄河溃堤,蒙元朝廷实在不忍心“有灾不赈”,于是“以工代赈”,组织几十万灾民重修大堤,并向民夫提供衣食,以解民困。白莲教趁火打劫,发动民夫起义,还弄出一句“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著名口号。这场起义,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红巾军起义,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终真正建立起全国政权的唯一一次宗教起义。红巾义军很快就席卷黄河以南的大半个中国,蒙元朝廷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各路义军攻占郡县,建立政权,自始至终,连像样的镇压行动都没有。

各路红巾义军的问题在于缺乏统一领导。最早发动起义的韩山童号称当世白莲教圣主,素有威望,可惜死得太早,刚刚发动起义就英勇战死。此后各路义军相互不服气,在各自占据一块根据地之后,相互之间越来越看不顺眼,终于大打出手。这场白莲教的内部战争类似于养蛊,最终心最狠手最黑的朱元璋在这场内部战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蛊王,整合了各路义军,然后挥师北上,轻轻松松就将蒙元驱赶回到了北方草原。朱元璋一统中原,建立起“大明王朝”。在这个时候,白莲教达到了历史的顶峰,自此之后,就要开始走下坡路了。

朱元璋建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转身清洗白莲教,严禁白莲教传播。这当然是由于朱元璋深知白莲教的可怕威力,如果任由白莲教传播,朝廷的力量根本无法实现对基层的掌控。对白莲教的清洗运动的同时在官场和民间进行。在官场的清洗,就是所谓的明初四大案,朱元璋随随便便找了些理由就大规模屠杀官员,比如空印案,地方官员在上报中央的账本上提前在空白页上盖了几个章,以备查账时方便修改有误的数据。这其实不算啥大事,甚至是一种合理的处置手段,但是朱元璋依然借此下令,杀了三四万大小官员。身为蛊王的朱元璋当然不会轻易发疯,这种看似不合理的杀戮,只不过是在清洗充斥于官僚体系中的白莲教徒罢了。

而在民间,白莲教则发起了规模庞大的起义。对一个刚刚建国的全新王朝来说,竟然会引发此起彼伏的民间起义,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简单列举一下:整个两广地区在洪武年间就没太平过,每一年都在起义,朱元璋派出的官甚至无法走出治所一步。福建地区,每三四年就爆发一次全省范围的起义。洪武十六年,江西彭玉琳起义,“自号弥勒佛祖师,烧香聚众作白莲会”,并建立起了完整的政权组织“天定”。陕西地区的金刚奴起义,历时三十年不能平息。我再强调一次:所有这些起义,都是白莲教发起的,其起义口号都直指朱元璋的叛教。这些起义一直延续到明永乐年间,以山东唐赛儿起义为顶点。唐赛儿起义席卷整个山东,并威逼河北,兵锋直指北京。永乐皇帝朱棣战功显赫,面对唐赛儿义军居然也打得缩手缩脚,时不时就打出一场全军覆没的败仗。在艰难平乱之后,大明朝廷与白莲教终于相互妥协。大明王朝改变坚决封杀白莲教的国策,放了唐赛儿一条生路;而白莲教自此转入地下,成为一种隐秘信仰。大明王朝自此才勉强安定了下来,成为真正的大一统王朝。当然了,此后白莲教徒还是发动过几次起义,比如嘉靖年间四川蔡伯贯起义,天启年间山东徐鸿儒起义,声势都很浩大,但是跟此前动不动就数省糜烂的局面相比,已经算很好了。

白莲之火,生生不息。大明亡于满清之后,白莲教骨子的嗜血欲望再次被激发出来,“以光明之名杀人”与“为维护中华正统而杀人”的理由,在满清王朝同时成立。白莲教在全国各地发起大小叛乱,或寻机刺杀满族官员,令满清朝廷上下闻之而色变。白莲教因此成为了满清朝廷眼中最大的敌人,满人在此后大肆修订史书,丑化白莲教的形象。今天我们眼中迂腐邪恶的白莲教徒形象,大都是受满清朝廷刻意污蔑的影响。

公元1774年8月,清乾隆年间,白莲教徒王伦在山东聊城地区发动起义,占领了县城,与满清正规军正面交战整整一个月才被平息。这场起义发生在满清国力最鼎盛的时期,算是对满清朝廷的一个正面警告。

公元1796年,也是嘉庆初年,湖北地区白莲教徒发动起义,并迅速蔓延整个湖北、四川、陕西及河南地区,史称“川楚教乱”。这个时候满清朝廷的国力已经在走下坡路,被打得措手不及,竟然来不及应对。起义军顺利占领了四省,将这四省之内的全部满人,无论男女老少,全部杀了个干干净净。然而义军缺乏统一的组织,也无法趁着这个时间空档建立起稳定的政权。一年之后满清朝廷终于完成军事动员,举全国之兵前来镇压,河南湖北和陕西地区的起义军因此被各个击破。1798年,各路义军的残余部队退入四川,但依然不能建立起统一领导,然而即便是这样,各路义军依然具备强大的战斗力,他们依仗底层民众的全力支持,转战四川山区,将前来围剿的满清八旗军打得落花流水。1799年,嘉庆皇帝在内部清洗了和珅系势力,然后下罪己诏,检讨满清治国的种种错误,大规模减免川陕地区的赋税。同时嘉庆皇帝放开对汉族地方权贵的限制,允许建立地方团练。这算是满清的汉族士大夫练兵之始。此外,嘉庆皇帝颁发招抚令,宣布豁免参与叛乱的普通教民。嘉庆皇帝的这种种内部整肃动作,极大的提升了满清军队的战斗力。在满清八旗军以及地方汉族团练的联合进缴之下,到1804年,缺乏统一指挥和完善的政治目标的义军终于被最终平息。

川楚教乱乃是有清一代白莲教发起的规模最大的起义,清朝统治者被迫放开了汉族官员练兵的口子。这种转变将在后世带来巨大的影响。当然,这一次当然不是结束。公元1813年9月, 也就是嘉庆十八年,白莲教的北方分支天理教在河南发动起义,威逼北京。满清朝廷调中央军镇压,北京城内兵力空虚。河北白莲教徒林青趁机起事,以区区数百人,攻入了北京皇宫之内,并扫荡了足足一整天,最后在优势兵力的围堵之下才被迫撤出皇宫。这场战斗乃是白莲教最后的爆发。起义最终平息之后,嘉庆再次颁发罪己诏,全面减免赋税,并放松对汉族的管控。白莲教的生存空间因此日益缩窄,陷入分裂,最后逐渐消失。这样看起来,减税,乃是平息民乱的终极武器了。

(钉在故宫隆宗门牌匾上的箭头,据传就是攻入皇宫的白莲教义军所留,被嘉庆皇帝特意留下,以警后世。)

如果要给出一个尾声的话,此后白莲教的一个北方分支在山东地区转型为义和拳,它们将会在历史上留下一个相对丑陋的名声。而另外一个南方分支,则融入了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最后发展为洪门,成为最终推翻满清的主要力量!然而关于洪门的故事,我们需要放一下再讲,因为马上就会有另一派造反者站上历史的舞台: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大半个中国。

四、太平魔国

洪秀全于公元1814年出生于广州市花都区一个农民家庭。在这个传统的广府人聚集之地,洪秀全洪家却是个从梅州地区迁居而来的客家人,家境只能勉强够得上温饱。缺乏语言天赋的洪秀全一辈子都讲一口标准的客家话,当然也与周围的广府人格格不入。洪家含辛茹苦供洪秀全读书,不过洪秀全的学习天分也算不上出色,一生都只是个童生(类似于小学学历),考了四次秀才(类似于中学学历)都考不过。当然,我相当怀疑洪秀全考不过秀才的根本原因,在于他连最基本的语言关都过不了。考秀才的院试标准考题,须作两篇八股文章与一篇诗词。诗词就不说了,八股文章拆开来,其实每一句都是讲究严格对仗的诗文,对平仄韵脚有很高的要求。广府人讲官话本来就吃亏,智商平平的洪秀全连广府话都学不会,理论上就写不出像样的诗词,当然也更不可能写出有模样的八股文章。在这里我很有必要放上一首洪秀全在南京登基之后御笔亲提的诗作:“一眼看见心花开,大福娘娘天上来。一眼看见心火起,薄福娘娘该打死。”注意,这首诗被正儿八经的收录进了太平天国政权刊发的《天父诗》中,充分暴露了这个政权的文盲本色。

清代学堂

1830年代中期之后,广州的客家人群体中开始流传起所谓的由洪秀全创造出来的“拜上帝教”教义。在上帝眼中人人生而平等,人世间之所以存在种种不平,乃是妖魔作祟。上帝会在人间寻找代理人来斩妖除魔。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贫穷的客家人可以有理有据的屠杀广府富人,并心安理得的享有他们的财产。这一套宣扬“造反有理”的拜上帝教教义,在广府地区并没能得到很好传播,毕竟广府地区商贸发达,老百姓的眼界很高,并不容易被糊弄,更关键的是广府地区客家人的生活固然贫穷,但是远远没有穷到活不下去的程度。在这里我必须说明的是:今时今日的史书,将创建拜上帝教的荣誉全数放在了洪秀全身上,然而真正一手一脚创立起拜上帝教这个奇葩的以造反为核心教义的人,却是洪秀全的乡邻冯云山。也正是这位冯云山,敏锐的找到了一个真正适合传教的好地方:广西。

冯云山这个人的出身背景跟洪秀全很像。这位客家人祖籍广东河源,同样是举家迁居花都,同样与周围的广府人格格不入。冯云山也考过科举,同样也没考过秀才。要说冯家和洪家的区别,其实就是一点,冯云山家族很有钱,非常非常有钱。跟冯云山家族相比,洪秀全家族就像叫花子。作为被主流社会排挤的客家人,四处漂泊的冯家居然能积累巨额财富,这当然显得非常诡异。从冯云山此后的经历来看,他与天地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或许就是冯家财富的真正来源。

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两广地区满清朝廷的军事力量遭受重创,无力再压制两广地区以反清为最高宗旨的天地会的活动,天地会的活动逐渐走向明面。话说天地会的由来,最可信的说法,是郑成功留在大陆的暗谍组织,其核心成员多为明朝亡国后的军官及其后人,专门负责暗中收集军事情报,团结反清力量,以图恢复汉人的江山。天地会的名称很多,或许另外一个名字更为今人所知:洪门。言归正传,鸦片战争之后广东地区的朝廷兵力相对强盛,而广西地区只剩下一些地方团练部队(相当于民兵),基本不剩多少正规军。天地会因此将触角延伸到广西。当时的贵港地区乃是广西第一大内河港所在地,链接两广河运商贸的重地,因此当然也是天地会的活动中心。最关键的是,1840年之后广西连年发作水旱灾害,而遭遇了鸦片战争惨败的满清朝廷根本无力赈灾,只能放任灾民自生自灭。在这种连年天灾的背景下,广西的客家人与本土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客家人毕竟根基不深,生活更加困苦,已经到了饿死的边缘,而广西本土人好歹还能勉强维持不死。人类的天性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广西的客家人与本土人之间的矛盾因此根本就不可调和,双方连续爆发血拼。大规模的暴乱,已经是一触即发。

1844年,冯云山与洪秀全一起到广西传教。洪秀全在广西待了几个月就离开了,冯云山孤身一人在广西贵港地区活动,一手创建起了拜上帝教的核心领导组织:一边是贵港本地的客家家族首领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他们负责发动本地的客家山民;另一边则是天地会广西地区的首领罗大纲任文柄等人,他们将在江上讨生活的天地会会众组建成了一支强大的水军。冯云山能够整合起广西贵港本地客家人与天地会的势力,推想起来,他本人应该也是天地会的高层首领人物。

到1850年中,扎根广西足足7年的冯云山,终于整合起了足够强大的造反势力。在此期间,洪秀全只不过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来过两次广西,平时的日子主要是在广州瞎混,中间还尝试过在广州的基督教堂正式受洗,被基督神父发现了这厮就是个假信徒,于是将他赶出了教堂。不过在冯云山这边看来,洪秀全这厮不学无术浑浑噩噩,倒是很合适当成摆在台面上的吉祥物,于是冯云山杨秀清等人都奉洪秀全为所谓的教主,在正式造反之后又奉之为天王。不过这些人自始至终,都没给予洪秀全以真正的尊重,也没让他得到过正式的指挥权力。洪秀全的一生都在扮演吉祥物形象,演得也还不错。

1850年夏季,冯云山等人向广西教民发出集结令,群聚金田村进行军事训练。广西贫苦至极的客家山民纷纷聚集而来,这已经算是正式发动起义了。而兵力匮乏的广西官府,对此完全就是不闻不问。然而这场金田起义从一开始就不顺利。客家山民与天地会众之间本来就缺乏统一的政治理念。客家山民大都是赤诚的拜上帝教徒,一心想着杀光本土人,霸占他们的财产,而天地会众则要推翻满清重建秩序,对拜上帝教低级幼稚的造反理念不屑一顾。在这种矛盾理念之下,起义军刚刚走出金田村,就遭遇一连串的军事失败。虽然广西各州城普遍缺军少将,但是貌似人多势众的太平义军,却几乎连一个州城都攻不进去,也无从获得补给。一直到1951年9月,以天地会众为主力的水军攻进了永安城(位于广西梧州),太平军才算是占据了一个能够让起义军吃顿饱饭的州城。在这里,太平军开始了大规模的内部整顿,史称永安建制。太平军以客家山民为主体重建军队。冯云山与广西贵港四位客家人首领被分封为东西南北翼五王,作为最高军事领袖。诸王之间相互节制,军事大事必须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形式决议。所谓天王洪秀全,连参与决策的资格都没有。

当然,永安建制也意味着天地会众势力被边缘化,不接受拜上帝教教义的天地会众被杀的杀关的关,典型的例子就是湖南天地会首领洪大全。此人在金田起义之初兴冲冲的率领大批会众前来参与,然后与拜上帝教徒之间发生诸多矛盾,在永安建制期间此人试图逃走未果,此后被长期关押。起义军撤离永安后,洪大全被太平军扔给了清朝官兵,很快就被公开处决。愤怒至极的湖南天地会众自此与太平军决裂,后来他们纷纷加入曾国藩组建的湘军,与太平军展开生死决战。而两广地区的天地会众后来陆陆续续脱离太平军,到1854年的时候他们自行在两广地区发起起义,建立大成国,一直坚持到1864年,与太平天国分庭抗礼。此后太平天国在南中国势力最盛的时期也没有能够重归两广地区,也是由于两广天地会群英的阻击。

太平军在永安折腾了大半年,将永安城内的富户全部杀光,财产都分了个干净。杀完有钱人就开始掠夺普通人,到1852年4月,整个城市已经被太平军掠夺得干干净净,再也榨不出一粒米。太平军迫于无奈,于是撤出永安,挥军北上,试图攻克桂林。这个时候满清朝廷还没有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恢复元气,也依然没有派出值得一提的正规军队前来剿灭太平军,一直跟着太平军围追堵截的也就是广西团练部队而已。但是经过所谓永安改制之后的太平军毫无战斗力可言,面对追击而来的广西团练,被打得落荒而逃。有战斗力的天地会众都被边缘化,至于广西的客家山民,只不过是乌合之众,没有纪律性,也不懂得打仗。太平军一路逃窜一路裹挟沿途的客家山民,到桂林城下已经有十万杂兵,但是面对桂林城墙上的团练队伍,连一战之力都没有。太平军稍微尝试了一下攻城,被打得哭爹叫娘,于是只能继续流窜。在流窜途中,凡遇坚城,太平军统统不能攻克,补给只能依靠在田野间掠夺和裹挟农户,这当然无法满足一支军队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在广西境内流窜已经不行了,一手创办了拜上帝教的南王冯云山挺身而出,说服众王改变战略,往兵力空虚的湖南方向进军。

要知道太平军的主力其实是目光短浅的广西客家山民,让他们长途跋涉,远征湖南,这必然要激起众怒,并且冯云山一方面身为拜上帝教创始人,另一方面又与天地会关系密切,这种身份实在是尴尬,让其它热衷杀戮的诸王好生难做。太平军哪怕是为了安定军心,也一定要杀了冯云山祭旗。于是1852年6月,冯云山在行军到全州途中突然暴毙。太平军宣称他是死于清军在几公里外瞄准然后精准命中的单发火炮,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当然是瞎扯淡。

冯云山死后,太平军彻底魔化,丧失了所有的纪律性。太平军诸王自此以屠城作为激励士气的手段,第一座被屠掉的城就是全州城。在这里我必须强调一次:在此前的所有宗教起义中,起义军都只是以官僚地主为杀戮对象,绝不至于不分贵贱的屠城。屠城之后,愚昧的广西客家山民手上沾满了广西贫苦同胞的血,自此走上了疯狂杀戮之路,战斗力居然显著提升。进入湖南境内之后,太平军连续攻克永州和郴州,破城之后,城内不分男女老少,尽数杀光。湖南的乡绅士子闻之大怒,纷纷出钱出力,组建团练。原本在家守孝的曾国藩曾大人拍案而起,组建湘军

1852年9月,魔化的太平军围攻长沙。此时的长沙作为湖南府城,城高池深,缺乏攻城技巧的太平军围攻三月未果,西王萧朝贵战死。太平军无奈,转而继续北上,攻占岳阳并屠城。此时彻底魔化的太平军已经无法停下杀戮的脚步了,唯有维持一刻不停的杀戮,才能维持军心,不至于坍塌。于是太平军沿长江而下,1853年1月攻占武昌,照例屠城之后,继续沿江而下,兵锋直逼南京。到这个时候,满清朝廷已经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恢复过来,开始调集举国重兵围攻太平军。然而此时的太平军在连续的屠城战役中已经再次魔化,一大批的基层将领成长了起来并掌握了真正的战争技巧,满清那些久疏战阵的八旗子弟根本就不是对手。太平军沿江而下攻占九江,非常熟练的屠城之后,连个磕巴都不打就直奔南京。1853年3月,太平军顺利攻占南京。这一次,杀戮成性的太平魔军,终于停下了屠城的步伐。3月底,太平军诸王陆续进城,宣布以南京为都城,建立“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极盛时期疆域图

然而我们必须知道:一支整天装神弄鬼,以屠城和杀戮为凝聚力的军队,以及建立在这种军队之上的政权,根本谈不上建立真正的社会秩序。太平天国建国后,洪秀全躲进了南京王宫里,从此一直到死都没有再走出王宫一步。太平政权则由东王杨秀清一手把控,负责实际的治理。在当时满清朝廷的各种奏折文献中,对于太平天国是否存在洪秀全这个人物,一直都有着巨大的疑问。从广西一路追击而来的大将向荣甚至在奏折中斩钉截铁的宣称:“洪秀全实无其人。”“或云系刻木偶为之,实无其人。”

太平天国最重要的政治纲领性文件,就是《天朝田亩制度》,在刚刚定都南京之后,第一时间就颁行天下。这份文件开篇扯了一大通共产主义似的平分天下财产的大词,比如“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但是关于这些共产口号,太平天国没有进行任何实施,我再强调一次:从头到尾太平天国就从没实施过任何的均分田地财产的制度。关于这份制度文件,只有两个地方值得重视:第一,规定太平天国的宗教政权将会直接管理到农户,最低的官吏名为“司马”,管25户农民,凡农民的生老病死以及信教实务,均由这位司马大人一言而决。太平政权由此直接具备了最底层的动员能力。第二,所有农业产出,农户除了保留最基本的口粮之所需外,全部上缴。太平政权因此掌控了充沛的社会资源。宗教政权直下基层,与极致的财富收刮能力相结合,太平天国因此具备了与满清朝廷相对抗的能力。

要知道当时的满清朝廷内忧外患。在内部,总数只不过一百万出头的满清八旗子弟,已经多年未曾经历真正的战争历练,早已变成了只会喂鸟唱曲的废物,根本无从再动员总人口超过3亿的汉族人口。没有动员能力,就无从集中资源激发士气应对战争。所以太平天国从广西杀到湖南,从一团散沙打成一支精兵,再沿长江而下,占领南京,从头到尾,满清朝廷都没有调集过所谓八旗或绿营精兵予以镇压,只能依靠地方团练部队打点不痛不痒的追击战。不是人家不想调兵,实在是在鸦片战争中跟英国人拼过一场后,手里头真的没兵。在外部,欧美列强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攻入这个孱弱的大国。满清朝廷面对人家的炮舰战战兢兢,也没法把全部精力放在应对太平军叛乱之上。

太平天国由此获得了巨大的生存空间。满清朝廷面对太平天国的咄咄攻势,在扬州建立江北大营,在南京城郊建立江南大营,以图遏制。但是在两者之间完全不对等的社会动员能力之下,满清根本就不是太平军的对手。1856年4年太平军攻破江北大营,6月攻破江南大营,此后其势力就席卷江南。除了在湖南地区,由于连续屠城激起了湘人的血海深仇,太平军无法立足之外,整个江西、安徽、浙江以及湖北和江苏的大部都纳入了太平天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开始实施“天朝田亩制度”,建立起直达农户的政权体制,并毫无保留的搜刮民间的每一分钱余财。这种极致的搜刮激发起整个太平天国占领区民众的反抗,占领区内民乱不断,从一开始的小打小闹,发展到后期经常就是一州一府的全面反抗,如公元1861年5月,浙江嘉兴全面罢市,11月江苏无锡农民集体抗租。这些民乱统统遭遇太平天国政权的血腥镇压乃至是大范围的屠杀,天国辖下的人口规模因此锐减,单单江西一省,人口规模就减少了两百余万。

在满清朝廷这边,在1856年年中江南江北大营连续覆灭之后,逐步意识到依靠朝廷自己的力量已经无力平乱,再乱下去就是万劫不复。雪上加霜的是,到这一年年底,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满清朝廷手里的主力部队全部调集北京地区,以拱卫京城。然后局势依然一路恶化,1860年9月,在北京郊外,由僧格林沁率领的的满清主力骑兵部队被英法联军打得全军覆没,咸丰皇帝逃往热河,屈辱求和。在这之后,满清朝廷手里就彻底没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要维护统治,只能是依靠汉族士绅的力量。曾国藩的湘军,就此崛起。

话说曾国藩于1853年1月,也就是太平军刚刚离开湖南进攻武昌的时候,开始组建湘军。最开始他尝试使用传统的团练模式,也就是民兵模式,团练兵闲时务农,战时征集为兵。然而曾国藩很快就发现,这种民兵模式已经无从对抗从连续的屠城作战中走出的太平魔军。士兵必须脱产,必须专业化与组织化。最终曾国藩模仿天地会的堂口制度以及明朝的军制,设立了非常奇特的营官制度:湘军以营为基础作战单位,每营500-600人。曾国藩赋予营官以自主募兵的权力,一营之兵,只须服从营官的命令,不需要服从其它任何长官或者朝廷的命令。相应的,营官层层向上负责,最终归集到曾国藩一人身上。曽大人自此大权独揽,一言即出,万人效死。与此同时,曾国藩逐渐收拢两湖地区的财税大权,所有赋税全部用于湘军作战之用,一文钱都不上缴朝廷。对曾国藩这番近乎地方独立的作为,满清朝廷也是无可奈何,只能予以承认。在曾国藩的榜样作用之下,其学生李鸿章在安徽创建淮军,模仿湘军大权归一的军制,同时收拢地方财税以养兵。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拥有了竭泽而渔式的底层动员能力的太平天国,与兵权财权高度集中的湘淮地方武装的战斗。曾国藩采取步步为营的方式,跟太平天国拼消耗,比拼国力。湘军每进一步,都大肆建营墙挖战壕,逼着太平天国必须尽全国之力来反攻。应对这样的战略,太平天国必须能够万众一心,十年如一日的保持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然而,太平天国本来就是建立在疯狂杀戮和搜刮之下的魔国,底层的民乱固然是层出不穷,而它的统治阶层,在清洗掉天地会首领之后,剩下的只不过是一帮穷凶极恶的杀人狂,毫无政治理想可言,同样也谈不上团结。南京城内,很快就要迎来一场血流成河的内乱

1856年9月,满清朝廷的江南大营被太平天国击溃之后,太平天国高层立刻陷入了争权夺利之中。号称众王之首的东王杨秀清试图废除众王之间民主式的集体决策机制,以独揽大权。其它诸王眼看着要被废掉兵权,当然不服。北王韦昌辉宣称获得了傀儡天王洪秀全的密旨,挥兵进城,杀掉了杨秀清全族,然后开启大屠杀模式,凡是与杨秀清有所牵连的太平天国将官及其家属统统被杀,一路杀到翼王石达开。石达开孤身逃出南京,其家族亲友全部被杀。石达开赶到安徽,带领其直系部队起兵包围南京。而在南京城内,杀上瘾了的韦昌辉则带领亲兵围攻天王府,意图废掉傀儡,自称天王。然而到了这种时候,韦昌辉已经激起众怒,他的手下亲兵或者背叛,或者出工不出力,一个小小的傀儡天王府,居然怎么打都打不下来。城内杨秀清一系的残余势力趁势发起反攻,韦昌辉因此被杀。然后接下来又是一场反清算,接迎韦昌辉进城的燕王秦日纲等人及其亲兵家属又被屠杀。如此一场反复,整个太平天国的精锐将领,几乎被屠杀一空。

这一场天京变乱之后,最早起兵的五王,已经死了四个,只剩下翼王石达开。石达开因此短暂的执掌了一段时间的天国政权。话说石达开此人也很有意思,他广西贵港地区的农民家庭出身,自幼丧父,家境贫寒,所以很小就出来跑江湖,与客家山民的领袖和当地的天地会首领都建立了良好的私交。金田起义之后石达开被封为翼王,也是排名最后的王。不过他人缘最好,跟当时的义军两派势力(客家山民与天地会众)都能说上话。永安建制之后,其它四王纷纷将天地会众清洗出其麾下军队,唯有石达开保留下来了一支相对完整的天地会水军,因此后来石达开麾下的军队,成为了整个太平天国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太平军进入湖南之后,石达开麾下大军一直都担任先锋角色,夺岳阳,陷武昌,占九江,下金陵,都可以算是石达开的首功。太平天国建国之后,石达开类似救火队员,东征西战,并且在其占领区着力推行《天朝田亩制度》,与执掌中央的东王杨秀清携手建立起一整套的基层动员体系。这么看起来,石达开几乎算是个文武兼备的全才

石达开短暂执掌天国政权时期,提拔了一批后起之秀,包括陈玉成和李秀成等人,这批人在此后秉掌军政大权,忠实执行了杨秀清石达开共同制定的基层动员型治国方略,没有进行任何改动。从这一点上看,石达开进行的人事安排和政治安排全部完美的承袭了下去,所谓石达开遭遇到了傀儡天王洪秀全的政治排挤,被迫出走,纯属无稽之谈。但凡真有这种政治排挤存在,按照游戏规则,石达开留下的人事和政治遗产必然要遭遇清算,否则的话,新上任的当权派就会位置不稳。更何况当时的石达开同时掌控军政大权,万众归心,傀儡天王洪秀全手上只有千把名天王府守卫而已,连一个完整的营都编不出来,半文盲洪秀全本人也没有任何军事和政治才华,即便想要排挤石达开,也没有这种本事。石达开的出走,只能归因于他心灰意冷,对陷入自相残杀模式的太平天国深深的绝望。所以他试图率众出走,重建他理想中的天国。

1857年5月,石达开离开南京前往安徽,从此没有再回归太平天国的政治中枢。注意,石达开并没有一走了之,他率军挨个击溃了趁着天京变乱发起反攻的满清军队。在石达开的精兵面前,满清八旗军队就跟纸糊的一样,稍微捅一下就是全军覆没,唯有曾国藩率领的湘军,能够与石达开打得有来有往,互有胜负。满清朝廷痛苦不堪,被迫任命曾国藩为对抗太平天国的最高统帅。到1858年冬天,石达开及其一手提拔起来的陈玉成、李秀成等人南征北战,将天国占领区扩大了最巅峰的状态。到这个时候,石达开终于决定彻底出走,率军反攻湖南,并伺机进入四川,开辟新的天国。再次强调一下,石达开如果是被排挤出走,他就绝对不会为了捍卫天国政权,先打了一年多的仗再走。只不过,石达开这次出兵湖南,就成为了整个太平天国命运的转折点。

要知道湖南一地上下同心,对多次屠城的太平天国充满了切齿痛恨。石达开率领太平军规模最大的精锐部队进入湖南,直接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石达开的部队从江西长驱直入湖南,一直进军到湖南腹地的邵阳地区,然后遭遇一场惨败。湘军在本土作战,天时地利人和齐备,将两眼一抹黑的石达开打得没有还手之力。1859年7月,石达开迫于无奈,转身向南退入家乡广西,意图休整。然而各位不要忘记,当时广西境内最大的军事势力,乃是由两广天地会众起义建立起来的“大成国”。大成国的都城就建在太平天国起家的广西贵港地区,控制了两广交界的大部分地区。大成国建国的主力,就是逃过了太平天国清洗的天地会众。这些人与太平天国之间,实在是有太多旧账可算。就算因为有共同的敌人满清,双方不至于直接大规模开战,但是大成国也不会让石达开完成休整。逃到广西的石达开束手束脚,想要攻克广西北部还在满清辖下的州城,明明城内就没有几个清兵,但是一攻上去就发现城墙上兵力齐备,石达开居然一个城都攻不下。攻不下城就得不到给养,石达开被迫解散部队,让他们分开找活路。然而这些分散的部队很快就消失在广西的山岭之中,连个泡都没冒一下。短短两个月时间,石达开退入广西的十万大军,就只剩一半不到。可以想见,凡此种种,当然是大成国在背后下了黑手。

1859年12月,湘军追击石达开进入广西。对湘军来说,大成国与石达开都是乱军,都是要剿灭的对象,于是湘军开始一个城一个城的推进。石达开退到广西宜州山区,眼睁睁的看着兵力强盛的湘军从桂林入广西,在柳州击败大成国主力皇后,再与从广东而来的清兵东西合击,攻入贵港,将大成国彻底覆灭。在此期间石达开与大成国谈判过几次合作抗敌,但是双方之间的恩怨太深,最终也没能达成一致。

1861年8月,石达开看到湘军与广东清兵会师之后的威势已经不可抵抗,终于决定撤离广西,移师贵州。但这个时候的石达开已经走向了末路穷途。石达开在贵州和四川山区东躲西藏,始终无法摆脱追兵,更没有办法建立稳固的根据地。石达开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一套所谓的基层动员方法,在川贵的少数民族聚集区根本就实施不了。各少数民族上千年来就习惯了土司治理,石达开想要发动群众斗土司杀地主分财产,然后再把群众的余财全部没收,这套游戏规则根本就忽悠不了纯粹的山区少民。1863年5月,石达开在大渡河边粮草断绝,全军主力也只剩下5千余人。到这个时候,被残酷的现实碰得头破血流的石达开走投无路,终于决定投降。之后石达开被凌迟处死,跟随其投降的残余部队也被清军屠杀一空。

再说回太平天国在南京的主战场。1859年初石达开率十万主力部队进湖南之后,太平天国自此逐渐丧失了进攻能力,被迫转入防御状态。陈玉成和李秀成两人执掌天国朝政,为了应对湘军的多路夹攻焦头烂额,勉强支撑起危局。到1861年中,太平天国奋起余力,组织了一次西征,尝试再次攻入湖北,占领武昌。但这个时候太平天国内部已经是矛盾重重,各路军队之间行军目标混乱,中央调度也是朝令夕改,这次攻势很快就陷入失败,湘军乘胜追击,收服安庆,对南京虎视眈眈。

普遍装备了鸟枪的湘军形象

到1862年初,李秀成兵发上海。但驻扎上海的欧美列强代表已经对这个新生的政权极度厌恶,对拜上帝教的扯淡教义,欧美的传教士们纷纷直斥为魔教。上海的清军团练部队与欧美列强联手,打得李秀成寸步难行,被迫撤军。4月份李鸿章练成淮军,驻扎上海,并取得了在上海租界的欧美列强代表的支持。自此李鸿章控制了上海海关的关税收入,购买各国的先进枪炮,乃至直接雇佣欧美士兵,组成雇佣军团。淮军与湘军一东一西,形成了对太平天国的夹攻之势。6月份湘军击溃在安徽太平军,陈玉成兵败身亡。此后太平军兵败如山倒。左宗棠收复浙江,李鸿章席卷江苏,到1863年底,太平天国就丢掉了所有地盘,困守于南京都城之内,被湘军重重围住,粮草断绝,已经是死路一条。1864年6月,傀儡天王洪秀全在王宫中活活饿死,7月份湘军攻破南京并屠城泄愤。太平天国,自此烟消云散。

今时今日,我们回头来看,这场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本来可以算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满清朝廷在鸦片战争战败后,已经丧失了动员能力,无法控制局面,对广西地区的长年水旱灾害也无力赈济,当然只能迎来动乱。如果造反者们能够抓住机会,拥有真正的济世理念,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或许真有机会改朝换代一统中国,改变此后的百年屈辱史。然而可悲之处在于,发起这场暴乱的拜上帝教徒,却只有赤裸裸的杀戮和掠夺理念,在正式建国之后,太平天国所建立起的基层动员机制,也全部用来掠夺民财。这样的造反理念,当然成不了事。

在这里必须说一下的是:太平天国覆亡后,曾国藩意识到湘军主力中充斥着大量的天地会会员,根本无从清洗,已经是尾大不掉之势。要继续控制湘军,除了造反之外别无他途。在曾氏的书信和日记中,多次提及湘军中的“哥老会”(天地会别称)发展会员,“相习成风互为羽翼”之事。曾国藩无意造反,最终只能强行解散湘军,而多路由天地会控制的前湘军士兵则悍然发动起义,如1867年5月,前湘军士兵就在曾国藩的家乡湘乡发起了一次起义。这些起义失败后,天地会众散入湖广大地,静待下一次暴乱。

在即将到来的这下一场暴乱中,天地会将会使用另一个名称:洪门洪门群英,将会以更加壮烈的姿态,登上历史的舞台。

五、洪门群英

当洪门在两广地区建立大成国,艰难抗争满清政权的时候,在广袤的东南亚地区,洪门早已经一步步的建立起了非常庞大的势力。两广民众自古以来就有越洋经商乃至定居的传统,东南亚地区资源丰富物产富饶,但马来原居民一直以来都没有建立起稳固的政权,形同散沙,乃是一片权力的真空地带,特别合适当时已经适应了组织化生活的两广民众前去争夺生存空间。

从明朝覆亡开始,两广地区民众就开始有组织有计划的展开向东南亚地区的迁徙潮。最开始是前明军户为了躲避满清军队的搜捕,成编制的迁居越南和柬埔寨等地,被称为“明乡人”。洪门的主体原本就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前明军人,因此明乡人定居之地,很快就成为洪门在满清发动起义失败之后的退路。

公元1762年,广东梅县的洪门领袖罗芳伯为逃避满清抓捕,带领一批核心会众迁居到了印尼西北角的加里曼丹岛。面对这批富有军事经验和组织经验的洪门英雄,印尼本土的文盲土著部落毫无抵抗之力。罗芳伯合纵连横,拉一批打一批,势力很快就覆盖了整个加里曼丹岛,并驱逐了欧洲殖民势力。到1777年,罗芳伯建立“兰芳大统制共和国”,以民主推选方式的承袭大统制职位,并建立起了系统的军事、税收、司法和教育体系,在当时的东南亚来说,这已经是非常高级的国家形态了。周边各马来土著部落见状,纷纷投奔,兰芳共和国的疆域由此迅速扩张。公元1783年,罗兰芳的部下吴元胜攻占紧邻的戴燕国,自立为王,并为兰芳国的藩属国。两国相互依靠,存续了上百年。在此期间,兰芳国与戴燕国扼守南海核心航道,洪门在东南亚的势力得以迅速扩张,并一直扩张到澳大利亚等地,并且跟澳洲本地的地下势力共济会扯上了关系。两边相互结盟,算是兄弟帮会。到了后来,原本是由流放澳洲的的罪犯们在活不下去的时候组建起来的共济会,居然被神秘化为控制全球政治经济的黑手,洪门也因此被一部分吃瓜群众视为共济会的外围组织,这也是很有趣的现象。

公元1886年,荷兰殖民军队以优势兵力进攻兰芳国与戴燕国,两国抵抗不力,宣告亡国。但此时洪门势力已经覆盖了整个东南亚,开办了大量的公司,实际控制了绝大多数的矿山与航线。兰芳国与戴燕国覆亡之后,洪门势力转入地下,以公司形式存续,知名的公司包括和顺、大港和三条沟。欧洲殖民者对这些洪门公司也是无可奈何,最后两边在长期的冲突之下达成了共存默契,洪门不再尝试建立政权,而欧洲殖民者也对洪门开办的各路公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里顺带说一下,兰芳国与戴燕国的残余势力后来逐渐汇集到与兰芳国隔海相望的新加坡岛上,洪门各公司也逐渐将堂口放在了在新加坡一带,这批人成为了新加坡地区的主体居民。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

 

就19世纪末期来说,乃是洪门势力最盛之时,它控制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命脉,会众以百万计,上面讲到的和顺等公司,武装人员总人数以十万计。然而这个时候的洪门已经不甘心继续蛰伏,它对处于黑暗的满清统治之下的祖国念念不忘,并深度介入到了反清起义之中。

在这里必须解释一下的是,洪门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并没有严格统一的领导体系。洪门没有名义上的大BOSS,各堂口都是独立行事。这种松散型的结构当然是源于其创建之初的恶劣形势,要在满清势力的围剿之下存活,就只能指望各堂口自己发挥主观能动性,相互之间绝对不可能建立臣属关系。在大体上,国内的洪门根据其生活来源,分成了几个相互独立的派系:依赖运河漕运生存的漕帮,依赖走私私盐为生的盐帮以及从盐帮派生出来的青帮,在长江航运上讨生活的袍哥哥老会,以上这五支被统称为北洪门;而在两广珠江水系上的码头和鱼栏讨生活的洪门子弟,被称为南洪门,代表性人物就是广东十虎,以及黄飞鸿。南北洪门,包括东南亚洪门各堂口,纷纷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了反清浪潮之中。

南洪门的玩法非常干脆,就是持续的发起武装起义。太平天国与大成国起义背后,就站着无数洪门英烈的身影。在太平天国与大成国起义陆续失败之后,南洪门的精英们意识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洪门极度缺乏统一的政治纲领。所谓反清复明,只不过是一个斗争口号,并不足以发动民众凝聚人心。由于缺乏政治纲领,洪门在与太平天国的客家领袖的权力斗争中毫无疑问的败下阵来,此后创建的大成国也无从动员民众扩张势力,只能困守广西。在这个时候,孙中山走进了洪门的视野。

话说孙中山这个人也是很有意思,他早年家境贫寒,断断续续的读过两年私塾,13岁的时候跟随亲戚跑到美国旧金山,又读了两年西式小学。之后回到香港,只有一些零碎知识基础的孙中山考不上正规大学,于是随便读了个野鸡医学院,连正式的学历证书都没有。毕业后孙中山无法申请医生执业资格,在港澳地区游荡了一阵子,当了一段时间的无证医生,被打压得够呛,时不时就被港英政府和澳葡当局抓起来罚款。孙中山火冒三丈,于是决心走一条新路:从政。

一开始孙中山抱着改良的心思,给李鸿章写了一封近万字的改良建议书(各位可以百度关键词“上李鸿章书”阅读全文),基本上都是无病呻吟的办学校修铁路开工厂之类的陈词滥调。但是有趣的地方在于,孙中山找了一通关系,通过晚晴著名开明官员盛宣怀,居然真的把这份万言书递到了李鸿章跟前。李鸿章这种著名实务派官员,对这种毫无可执行性的空口白话当然毫无兴趣,丢到一边就不再理睬。然而这次上书,却给孙中山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声望。广东一带的知识界,纷纷将孙中山视为有理想有抱负的政治精英。孙中山打蛇随棍上,自此以广东民间意见领袖自居。

 

公元1895年,孙中山不再满足于发牢骚提意见,开始发动中山老乡,组建正式的反清组织。他的这番举措,与苦于寻找政治纲领的广东洪门一拍即合,两边立刻敲定下来,组建“香港兴中会”。然而广东洪门与孙中山之间其实根本就缺乏合作基础,两边之前从未有过人生交集,贸然合作,而且是造反这种大事,根本就不可能建立互信。可惜两边还没有度过磨合期,就在第二年仓促决定,发起广州起义,但是这场起义整个就像是一场笑话。首先是起义的第一领导人选,洪门与孙中山的乡党之间就产生了巨大矛盾。由于武装力量基本掌握在洪门手里,最后决定由洪门的杨衢云担任最高领导。然后兴中会决定兵分数路,围攻广州。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由杨衢云带着,从香港出发;其它队伍由孙中山带着,在广州外围候命。然而两边信息不畅,孙中山带着人在广州郊区猫了两天,担心秘密泄露,于是临时决定终止起义,在香港的杨衢云不同意,两边通过明码电报交流了几回,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对于造反这种事来说,如此儿戏,简直就是瞎扯淡,啥秘密都要暴露了。最后杨衢云不管不顾,还是带着人马坐船到了广州,还没上岸就被广州清军给包了饺子,起义部队全军覆没,杨衢云与孙中山仓皇出逃。第一次合作就沦于彻头彻尾的失败,算是在孙中山心底埋了根刺,此后孙中山对广东洪门始终缺乏好感,在推翻满清之后,也毫不犹豫的对广东洪门举起了屠刀。

广州起义失败后,杨衢云在日本藏了一段时间,1900年回到香港,参与发动三洲田起义,1901年1月,在家中被满清朝廷派人暗杀。而孙中山拿着给起义筹措的钱,到欧美日各国游历去了,此后一直到满清朝廷被推翻,孙中山没有再踏足中华大地。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孙中山摆脱了穷苦生活,自此变成了花天酒地的有钱人。

在洪门这边,当然不可能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广州起义,就放弃造反。1900年10月,惠州洪门领袖郑士良在三洲田(今深圳大小梅沙一带)发动起义。话说郑士良这位仁兄,算是被孙中山坑得最惨的一位。他出身洪门世家,跟孙中山一起在香港读过野鸡医学院,算是同学关系。这位仁兄相信了当时正在日本与台湾等地夜夜笙歌的孙中山瞎扯的蛋,深信孙中山有钱有能力,能够为起义军提供军火给养。结果起义爆发之后,郑士良惊讶的发现,孙中山所谓的军火仓库里,装的就是一堆废铁。当然孙中山言之凿凿,他是被日本不良商人给骗了!也就是说,孙中山买了一批军火,但是根本不开箱验货就拉进仓库,然后转头就忽悠洪门英雄发动起义!这不是瞎扯淡吗?这种事的恶劣程度,基本上就等同于诈骗了一笔起义经费。郑士良不甘心起义就此失败,带着数千拿着木棍的义军在惠州一带打了12天游击,终于因为补给缺乏,黯然解散队伍。郑士良逃往香港,1901年7月,被满清朝廷派人暗杀。

这场悲剧之后,广东洪门与孙中山之间就算是翻了脸,再指望两家之间达成合作,已经不现实了。孙中山于是转过头来,开始忽悠美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洪门。1904年1月,孙中山在旧金山正式加入美国洪门致公堂,任职红棍。这算是美国洪门的执法长老,一个荣誉性的职位。但担任这个职位之后,孙中山就在海外华人之中拥有了真正的声望,并能够组建自己核心班底,黄兴、胡汉民等人就是在此之后聚集到孙中山身边。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组建同盟会。

在广东南洪门被孙中山忽悠得够呛的时候,北洪门也没能逃过孙先生的魔爪。当时湖南与江西交界处的浏阳醴陵萍乡一带,自然灾害频繁,民众生活困苦,满清朝廷又无力赈灾。偏偏当地又是哥老会势力强盛之地,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入会。这就是天生的造反之地。1906年,孙中山派了同盟会的几个愣头青跑到萍乡地区,忽悠当地哥老会的领袖造反,并承诺向当地义军提供资金和武器。孙中山其实根本就没钱的事就不多说了,就算他有钱并且还能买到武器,在今时今日来看,湖南位于中国内陆,孙中山要是有这种强大的执行能力,能将整支军队的武器装备运进湖南,他也不会有“孙大炮”这样的外号了。但当时湖南哥老会的大佬们缺乏见识,竟然就相信了孙中山的忽悠。萍浏醴一带的洪门会众全都动员起来,推选当地的哥老会大佬龚春台为首领,等着孙中山承诺的军械到位,就要发动起义。然而从这一年的9月份开始等,一直等到12月,起义声势都造出去了,孙中山承诺的军械当然也是连影子都看不到。12月4日,眼看着收到造反消息的清军已经完成集结,做好了围剿的姿态,洪门领袖被迫发动起义。但是拿着棍棒的义军当然不是已经完成集结的清军的对手。起义军只坚持到11日,就被清军打得全军覆没。龚春台被迫隐姓埋名潜逃到长沙。此后清军在萍浏醴一带发动了持续三个月的清乡行动,将当地暴露出来的洪门兄弟,全都杀了个干净。湖南洪门,自此遭受重创。

1907年10月,孙中山又跑到东南亚等地忽悠了一圈,鼓动越南洪门领袖黄明堂发起了一次镇南关起义。这次起义过程更加是匪夷所思。起义军派出了数百人,占领了中越边境上的几个无人看守的炮台。在此过程中,孙中山亲自跑到炮台附近转悠了几下,号称亲赴前线。几天后清军才辗转知道了消息,于是派陆荣廷率了3千人过来剿匪。陆荣廷这位仁兄,其实是潜伏在清军之中的广西洪门大佬,他当然清楚的知道在边境上闹事的乃是东南亚的洪门兄弟,于是他提出可以投降,加入起义军,但同时要求孙中山向自己的部队付10万安家费。缺乏稳定资金来源的孙中山拒绝付款,两边居然因为安家费的问题谈不拢。于是陆荣廷率军拖拖拉拉的往炮台进军,等到了一看,起义军早已跑光了。这次所谓的镇南关起义,整个过程一枪未发一人未死,在严格的定义上讲,都不知道算不算一次起义。

卧底将军陆荣廷

不过仗虽然没打成,但是陆荣廷很会说故事。他编造了一份特别激烈的战斗过程报给了朝廷,满清朝廷很是满意,于是连续升他的官,到1911年升到了广西提督,这是广西最大的武官,陆荣廷因此算得上是满清朝廷内最大的洪门卧底。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陆荣廷第一时间就起兵响应,宣布广西独立,乃是推翻满清的真正功臣之一。

1910年底,同盟会的唯一一位能干事的领导人黄兴开始筹划在广州举行一次大规模起义。黄兴亲赴香港,组建了起义的领导团队,并亲自与广东洪门接洽,商讨联合起兵。广东洪门对同盟会疑虑重重,担心孙中山承诺的资金和武器无法到位。黄兴向洪门大佬反复拍胸脯,承诺会身先士卒,资金与武器也一定会到位。起义原定为1911年4月13日举行,但是一直到约定的日期当天,资金和武器都没有到位。当然我相信读者们看到这里也不会再有任何意外情绪。所有相信了孙中山的英雄,都只有死路一条可走。1911年4月23日,黄兴潜入广州,约定于26日,与洪门各路英雄一起举兵,围攻广州,并再次拍胸脯武器补给到时一定会到位。结果到了这一天,想象中的武器补给理所当然的依然不见踪影。洪门各路人马大失所望,纷纷撤离,最后只剩下100余不畏牺牲的洪门英烈以及10余名黄兴带来的同盟会热血青年,决心在即便没有武器补给的情况下,也要继续发动起义。

4月27日下午5点半,黄兴带领这支孤军进攻两广总督衙门,总督张鸣岐退走,并调遣水师精兵围剿义军。起义军坚持了一整晚,全军覆没。黄兴在战争中断了一根手指,躲进一家小店里,得以幸存。事后广州民众收敛烈士尸骨,一共找到七十二具残肢,埋葬在黄花岗上。满清推翻后海外华侨出资重建此墓,是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我在这里他们一一列出的名字,希望各位能够安静的,一个名字一个名字的读完:

广东人——徐佩旒,徐礼明,徐日培,徐广滔,徐临端,徐茂燎,徐松根,徐满凌,徐昭良,徐培添,徐保生,徐廉辉,徐容九,徐进炤,徐褶成,徐应安,李柄辉,李晚,李文楷,李文甫,李雁南,陈春,陈潮,陈文褒,罗仲霍,罗坤,庞雄,周华,游寿,江继复,郭继枚,劳培,杜凤书,余东雄,马侣,黄鹤鸣,饶辅廷,张学铨,周增,林修明。

福建人——方声洞,冯超骧,罗乃琳,卓秋元,黄忠炳,王灿登,胡应升,林觉民,林西惠,林尹民,林文,林时爽,刘六符,刘元栋,魏金龙,陈可钧,陈更新,陈与焱,陈清畴,陈发炎。

广西人——韦树模,韦荣初,韦统淮,韦统钤,李德山,林盛初。

四川人——秦炳,喻培伦,饶国梁。

安徽人——程良,宋玉琳,石德宽。

总结起来,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的这二十多年的反清起义模式,就是洪门负责送死,而孙中山负责忽悠。历史要继续这么走下去的话,洪门的精血很快就会被孙中山给败光,我大中国将会永坠黑暗。所幸到了1910年年底,上海爆发股灾,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话说当时的上海,已经成为了整个亚洲的金融中心,各路资金聚集,爆炒所谓的橡胶概念股。很多企业根本只是取了个有“橡胶”两个字的名字,找个老外出来做做秀,就能融到巨额资金。到了1910年下半年,泡沫终于破灭,纯属虚构的橡胶企业纷纷原形毕露,所有参与炒作的资金无一例外,全部中招。大清朝廷拿着财政备用金去炒股,结果赔得裤衩都不剩,眼看着朝廷就要破产,于是打定主意,向欧美财团借钱。欧美财团开出的条件很简单,借钱可以,但是要拿铁路出来抵押。大清朝廷审视了一下国内的铁路,也就是在建设中的川汉铁路最合适做抵押品。川汉铁路原本是一条民办铁路,由民间集资建设。多年下来,川汉铁路公司向老百姓募集了上千万两的白银,绝大多数资金都被挪用或者贪污,建来建去,铁路的影子都没有,连条毛都看不到。在大清朝廷看来,将这个铁路公司收归国有,抵押给欧美财团,好歹借到钱之后,能真正的开工建设,也算是造福于民。

 

然而在川汉铁路公司这边,也是刚刚在股灾中赔了300多万两白银,整个公司的账户已经空了,现在如果公司被收归国有,那还得了,这个巨大的窟窿一夜之间就会暴露,川汉公司上上下下的贪污犯们,估计要么就被杀头,要么就会被愤怒的集资者撕碎。于是川汉铁路公司串通了四川的洪门分支哥老会,煽动无知的四川民众发起了“保路运动”,宣称大清朝廷的铁路国有化举措侵害了老百姓的利益。天可怜见,大清朝廷当时一片苦心可昭日月,根本就没有任何侵吞民财的心思,但是面对老百姓的熊熊怒火,已经丧失公信力的大清朝廷有苦难言,根本无法做出强有力的辩解。于是两边的矛盾愈演愈烈,终于爆发武力冲突。

1911年中,大清朝廷调武汉的新军去四川平乱,以致腹地兵力空虚。武汉乃是长江航运枢纽,当然也是洪门长久经营之地,洪门各堂口在此地分别组建了文学社、共进会、日知会等外围组织,专门招收有志青年,并极力向武汉新军之中渗透。这些组织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也没有统一协调机制。当年9月,文学社与共进会坐在一起,开了个协调会,计划在武汉新军发动起义,并推举文学社的蒋翎武为总指挥,共进会的张振武和孙武为副。但是起义信息很快泄露,10月10日晚间,由于军官查房引发士兵暴动,在仓促之下起义爆发,但文学社和共进会的指挥官统统由于各种原因不在现场,先入日知会后入共进会的排长熊秉坤挺身而出,召集全营士兵占领了楚望台军火库,并率人攻占了武汉总督衙门。到了第二天,早已被洪门渗透得千疮百孔的武汉新军全体起义,宣告湖北独立,并强行推选武汉最高军事长官黎元洪为新任总督。各省纷纷响应,满清灭亡,已经是大势所趋。1912年2月,在袁世凯的逼迫之下,溥仪颁发《退位诏书》,延续了276年的满清皇朝,就此消亡。

总结起来,武昌起义其实也并不算一场组织严密的起义,它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洪门各堂口的势力,深刻渗透进了武汉新军体系之中。另外一个成功经验,则在于它完全没有受到孙中山及同盟会的干扰

武昌起义成功之后,正在美国游山玩水的孙中山紧急回国,争夺总统职位。但是当时的政治家们个个都是人精,深知孙中山一事无成的本性,于是一致支持势力最大的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就任总统。孙中山火冒三丈,接下来就不停的搞事情,想要怂恿洪门以及各路军阀势力去对抗袁世凯,人家根本对他就不感兴趣。孙中山浮浮沉沉,1916年袁世凯病逝后,孙中山也依然处于游荡状态,从来没有站到过权力舞台的中央。就这样一直游荡到1920年,孙中山终于找到了真正的金主:刚刚成立的苏联政府。

1921年,得到了苏联的援助因此真正变得财大气粗的孙中山回到广州,与出身洪门的广东军阀陈炯明合作,自称“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一心北伐,推翻当时的北洋政权,于是在广州征收重税,引起广州工商界的巨大不满。在当时来说,整个广州的工商界基本上都是由洪门势力把持,并且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广州商团。然而拥有了苏联的资金与武器装备的支持,孙中山就有了底气,他组建黄埔军校,培养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1924年10月14日,孙中山最终决定与洪门彻底翻脸,限令广州商团全体解散。热血洪门当然不甘心就此屈服,于是双方爆发血战。孙中山以全新的苏式武器装备黄埔军校生,将武器简陋的广州商团包围在西关商区,然后火烧西关,广州商团两万余人全军覆没,被大火殃及的广州平民数以十万计。随后孙中山在广州城内大肆搜捕洪门会众,一经发现,即刻枪决。1925年,黄埔新军两次东征,击败驻守东江的广东军阀陈炯明。自此洪门势力被彻底清除出广东。

陈炯明心灰意冷,躲到香港,将广东洪门残存的力量改编为“中国致公党”。他们盯着孙中山和国民党,立志复仇。而在广州城内,时年77岁的洪门领袖黄飞鸿,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弟子在商团惨案中纷纷被杀,自己位于西关的跌打医馆“宝芝林”也被孙中山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黄飞鸿急怒攻心,就此病倒。但是他硬撑着不肯死。1925年3月12日,赴北京商讨南北和议事宜的孙中山因肝癌去世。黄飞鸿闻讯后心怀大畅,于4月17日安静辞世。

再之后,洪门依然还要在历史舞台上,演绎出诸多悲欢离合。然而这些故事,已经不在我们这篇“造反者们”的主题之下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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